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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麻省理工总面试官：别让孩子在异国成为孤独的“局外人”
看点 独自在异国求学的留学生们，总会感受到因不同文化冲击所带来的隔阂感，这在未成年孩子中尤甚，他们也被称之为“第三文化儿童”。对第三文化儿童来说，该如何度过迷茫期呢？外滩教育邀请到家有三儿、经历两次跨文化转变的蒋佩蓉老师，请她 结合 自身经历，与大家分享文化冲击的重点，以及父母该如何帮助孩子应对文化冲击以平衡心态。
文丨周滢滢 编丨Travis
随着国际教育的发展，留学生群体日益庞大，也日益低龄化。他们当中，有的跟随父母迁居，有的独自留学海外，但是都生活在不同于母国的文化当中，被称为 “第三文化儿童” 。
美国 社会 学家鲁斯·尤西姆博士，曾在1950年出版的《第三文化儿童》一书中，首次提出“第三文化儿童” （Third Culture Kids，简称TCK）这一说法。
它是指那些幼年时期，或是青少年性格塑造时期，在父母本国环境以外的国家，求学和成长的孩子。正因为和父母所处文化的不同，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需要应对一系列的挑战。
《第三文化儿童》
“第三文化儿童”最显著的特征是： 他们不属于任何一种单一的文化。
在跨文化的过程中，他们需要经历一系列文化冲突和社交挑战，以及“我是谁”的身份认同和归属认知。与此同时，他们也要处理因为不断地告别，而带来的丧失感。
外滩君在“放弃“精英教育”，这对高知父母如何“逆潮流” 育儿 ？一文中，采访过的蒋佩蓉夫妇，他们的家庭，正是一个典型的跨文化家庭。
蒋佩蓉曾任麻省理工学院中国总面试官，也是多本家庭教育畅销书的作者，更是三个阳光大男孩的母亲；丈夫林为千，曾任微软创投大中华区负责人、微软亚太研发集团运营总监。
蒋佩蓉夫妇
作为第一代“第三文化儿童”（TCK），蒋佩蓉和丈夫，在幼年时期，就都移居北美，成为小留学生，并双双考入麻省理工学院。
后来，因为工作调动，他们的大儿子凯文、二儿子凯恩、小儿子凯安，都在孩童时期，就从美国转来中国公立学校念书。等到中学阶段，他们又陆续转学到了国际学校。
就这样，蒋佩蓉的三个孩子，相当于经历了两次“跨文化”的转变，也比一般TCK儿童遭遇了更多的文化冲击。
如今，凯文已经从麻省理工毕业，放弃了硅谷大公司的机会，投身一家 创业 公司，闲余时间不仅写诗，还参加各类公益活动；凯恩也从伊利诺香槟大学毕业，利用自己的社交特长， 探索 将专业知识和管理学相 结合 ；热爱艺术的凯文，则在父母的鼓励下，如愿以偿得到了芝加哥美术学院的offer。
这一次，蒋佩蓉将 结合 自己和孩子的亲身经历，为我们讲述跨文化儿童会遇到的文化冲击和各方面的挑战，以及有留学生群体的家庭，可以从哪些方面做好准备。
蒋佩蓉一家五口
相比语言，文化冲击才是最大的挑战
为了能让孩子有一个沉浸式学习汉语的机会，蒋佩蓉决定，不送孩子去国际学校，而是去中国公立学校就读。
蒋佩蓉觉得，既然来了北京，就要入乡随俗，学习当地的文化跟语言，不能浪费了这个机会。”
然而，刚转来中国读书时， 三个孩子的中文水平，实在让人犯愁。
老大 凯文已经上六年级，刚转到中国学校时，他们连基本的拼音都不会，而同龄孩子已经认识五六千个汉字；最小儿子的凯恩才两岁，在中国的幼儿园里，几乎一个汉字都听不懂，哭了整整三个月。
当然，感到犯难的可不仅是孩子。因为蒋佩蓉夫妇从小移居海外，日常使用汉语机会不多，就连他们自己也是从零开始，和孩子一起学习汉语。
幸运的是，在沉浸式的汉语环境中，三个孩子的语文水平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在经历了“语言阵痛期”后，三个孩子都能听懂老师上课，也能和同伴自如地交流。如果抛开美国国籍身份，起码看上去已经和中国孩子相差无几了。
“但是，作为第三文化的孩子，经历的问题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复杂，并非只是语言学得多快，是否跟得上学业，这些最表面的问题。”
回想自己的跨文化求学经历，孩子们坦诚：“语言上的障碍，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因素。 最大的挑战，其实是背后的文化冲击和思维模式，还有一种‘局外人’的痛苦。 ”
传统意义上，我们会认为，留学生群体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语言上的挑战。只要语言关过了，融入国外的学习和生活，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蒋佩蓉表示：实际上， 应对文化冲击和自我身份的认同，可能比语言工具的掌握，要困难得多， 这也是很多父母忽略的问题。
蒋佩蓉的二儿子凯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一直在试图理解自己“局外人”的身份。
在美国小学读书的时候，他曾天天对着美国国旗朗诵效忠宣言，认为自己是一个爱国的美国人。到了中国学校，因为拒绝佩戴红领巾，因此和老师的关系搞得很僵，也和同学产生嫌隙。
但是，当他暑假回美国过夏令营，遇见那些对中国人有偏见的美国人，他会生气地去纠正、维护，和他的美国同学们辩论。
“我到底是哪一国人？”他迷惑了。“最经典的身份挣扎就是，奥运会的时候，当中国跟美国竞赛，纠结到底该支持哪个国家队？”
在融入不同文化环境的过程中， 不仅仅是身份认同和归属感的问题，还有文化冲突带来的社交问题。
“刚开始进入一个环境时，孩子们能听懂对方说的每一个单词，却不懂对方的思维方式和看问题角度；参加学校的戏剧排练，捕捉不到隐含在台词背后的笑话… …这些都是文化上的疏离感。”
蒋佩蓉的二儿子 凯恩
很多留学生在国外求学多年，却不能完全融入本土生活圈。
这是因为，虽然他们的社交圈中，有来自各个国家的朋友，但那些最好的伙伴，依然是中国人。
对于“如何提升孩子在国际化环境中的社交自信”这个问题，蒋佩蓉道出了她的心得： “兴趣爱好，是最好的社交名片，赋予孩子社交能力的最好方法，就是让他有自己的兴趣追求。 ”
音乐，是这个家庭的共同爱好，蒋佩蓉夫妇就和孩子们，组建了一支“林家乐队”。每到一个新的城市和社区，他们就通过音乐表演，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
音乐，成为他们融入当地生活和社交圈的“共通语言”。
“人跟人之间的 情感 链接，都是建立在兴趣和体验上面的。即使语言、文化不一样，只要我们有共同的兴趣爱好，交往起来就能够如鱼得水。”
一家五口组成“林家乐队”
应对文化冲突的方式，因人而异
对于跨文化儿童可能遇到的文化冲突，乃至偏见和歧视，蒋佩蓉一点都不陌生。
早在蒋佩蓉11岁时，她就跟两个妹妹从 台湾 来到加拿大温哥华，成为没有父母陪伴的小留学生。
虽然在白人对有色人种的歧视中长大，不过三个姐妹对新环境的接纳程度和应对方式，却截然不同。
自尊心强的蒋佩蓉，决定不融入新环境，依然追捧 台湾 流行歌曲和电视剧，以中国人的身份为荣；恰恰相反，她的二妹很喜欢新环境，完全拥抱新的文化，成为一个地道的加拿大人；而最小的妹妹，最为 敏感 ，她为自己的身份感到羞愧。
从三姐妹的跨文化故事来看， TCK群体面对新文化、言语、和环境的反应，完全是因人而异。
不过，这种文化认同和归属感，也在不断变化当中。
蒋佩蓉三姐妹到了大学以后，原本最排斥自己身份的小妹，突然想要寻根。因为大学同学对她的亚裔身份非常好奇，她选修了东亚研究系，毕业后回到自己的出生地 台湾 ，当起了律师，用最地道的中文工作，让蒋佩蓉全家都对她刮目相看。
“不需要担心孩子，因为在异国他乡学习和生活，他的身份认同就会完全改变。对于一个跨文化儿童来说，他的文化归属感，可能会受到自身的个性、喜好，乃至同学、朋友的影响，并非一成不变。”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跨文化儿童，是否拥有更多元的身份认同，而不是单一的文化归属？
蒋佩蓉也曾跟孩子探讨过这个问题，他们的回答是，“认为 自己不属于完全意义上的美国人，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中国人，而是综合吸收了两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念。 ”
同样，在很多留学生的身上，或多或少都能看到这个特点。 因为不属于某种单一的文化，他们更善于从多种文化、多种角度来思考问题。
林爸爸(中)和三个儿子
蒋佩蓉的家庭氛围也是如此。“对任何新闻时事的讨论，我们都不会只看某一方观点。孩子们会找来世界各国的 新闻媒体 ，中国怎么讲？美国怎么讲？俄罗斯怎么讲？中东世界又会怎么讲？了解足够多的信息，加以自己的思考，再得出客观结论。”
回顾这段跨文化经历，蒋佩蓉的三个孩子，都认为这是成长中最珍贵的礼物： “文化冲击所带来的逆境和挑战，正好提供了一种无拘无束的视角，迫使我们开放思想，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批判性思考。 ”
未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将会涌现出越来越多学习、生活、工作在世界各地的跨文化儿童，他们无法回答“你从哪里来？你是哪里人？”这样的简单问题，只能回答“我的国籍是**，我目前生活在**。”
他们更像是 “世界公民”，不需要通过特定的生活环境来寻求安全感，能在不同各种文化中切换自如，也会对各种各样的文化，充满了好奇和尊重。
就在外滩君此次采访之后，蒋佩蓉最小的儿子凯安就要高中毕业，即将赴芝加哥美术学院读书；夫妻俩也租掉了在西雅图的房子，开着一辆房车，开始了“四海为家”的旅途；大儿子凯文，则打算在结束手头的工作以后，去阿拉伯中东世界和非洲待一段时间。
蒋佩蓉夫妇的“房车旅行”
蒋佩蓉表示：“我们都很享受这种‘漂’着的状态，相比较永远生活在一个地方，显然新的国度和完全不同的文化，才更有吸引力。”
处理丧失感的心理需要
“当把孩子送进国际学校，或送出国留学的那一天起 ，你就将养育出一个‘第三文化’的孩子。
他们每天接触到的是外籍老师，同学来自全世界，彼此用外语沟通。
因为文化、语言和思维的不同，第三文化儿童和上一辈的观念冲突可能会更加强烈。”
对于这一说法，蒋佩蓉深感认同。
现在很多家长，都倾向于将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送出去留学，这也使留学生群体出现越来越低龄化的趋势。
“是不是越早出国留学越好？”对于这个疑问，蒋佩蓉有自己的看法，“在初高中以及更小的年龄段，无论是否选择留学，父母都应该尽可能陪在身边，而不是让孩子独自面对文化冲突和身份认知上的挑战。”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们有很多青春期的 敏感 ，比如在意自己在同伴眼中的受欢迎程度，担心自己能否交到男女朋友、能否能被朋友圈接纳… …
尽管寄宿家庭、学校老师，能够提供一定的帮助，但是他们无法代替父母在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如果没有和孩子的朝夕相处，就算天天电话视频，父母也难以捕捉孩子正在面临的困惑，还有情绪上的失落。这一阶段父母角色的缺位，也会使亲子关系遗留很大的问题。”
有一段时间，小儿子凯安刚刚转到国际学校时，曾一度心情不太好，好像对学校生活提不起激情。 敏感 的蒋佩蓉猜测，也许是一直在本土学校成长的凯安，难以融入一帮外国同学的 圈子 ，甚至可能受到了排挤和歧视。
她就变着法子和孩子聊天，但是，又很注重方式方法，不会直白地问：“你和新同学关系好吗？”“你受大家欢迎吗？”蒋佩蓉认为，父母这么问，自尊心强的孩子一般不会和你说实话，而且会敷衍家长。
她 建议 ，家长不妨学会“旁敲侧击”，比如：“你中午吃饭是一个人吃吗？”“和你一起吃饭的是谁？你喜欢这个朋友吗？能为我介绍一下吗？”类似有技巧的亲子对话，既不会让孩子反感，家长也能适时了解孩子和同伴之间的关系、对新环境的融入情况。
凯安为妈妈的书《丰盈心态养孩子》设计插画内页
“脆弱”是链接 情感 最重要的钥匙，在亲子关系上也是如此。 当了解孩子的处境以后，蒋佩蓉提醒，不妨多以“弱者”角色，和孩子分享自己的脆弱和挣扎，拥抱她，让孩子愿意向你敞开内心的脆弱。
想要和孩子有更多的共同话题，父母也要以身作则，以开放的心态，试着去融入另外一种文化，让孩子知道你也在迎接挑战和成长。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也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点，就是 跨文化儿童会面临更多的丧失感。
第三文化研究者，也是《第三文化儿童》的作者之一David Pollock说：“一个TCK在20岁以前，需要处理比单文化人一辈子都要多的丧失经历。”
因为长久告别某一样东西，可能是难以带走的物件、已经习惯的生活环境、或是难以割舍的感情而产生的丧失感，是TCK群体最需要面对的一种心理感受。
为了帮助孩子化解这种丧失感？ 蒋佩蓉的窍门是借助外界工具，比如可以表达内心伤痛的小物件。
2003年，蒋佩蓉夫妇带着三个孩子，举家从美国搬来北京时，她给每个孩子准备了一个回忆箱。以后，每离开一个地方，孩子们都会挑选一些东西，放到各自的回忆箱里。
直到现在，他们都还保留着自己的回忆箱，只是里面的物件会不断更新。不管空间如何变换，总有一些重要回忆陪在身边。
“此外， 通过写作来排遣内心，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你会发现，很多TCK都擅长写作。因为他们内心有很多东西想要表达或倾诉，通常会诉诸笔端。”
正如蒋佩蓉的大儿子凯文，这个被麻省理工学院提前录取的“理工男”，却很喜欢通过写诗，来抒发内心的感受。
目前他已经写了三本小说和400多首诗，其中一本半自传体青春励志小说《冒险是红色的自行车》，就是通过日记的形式，真实再现了一个青春期男孩，移民后语言不通、成绩不理想、与家人朋友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如何从迷失自我中走出的故事。
凯文半自传体小说
《冒险是红色的自行车》
当然，每个孩子可能都有不同的倾诉方式，关键是，父要能引导孩子表达内心的情绪。
在采访的最后，蒋佩蓉推荐一部电影《头脑特工队》，讲的就是一个关于如何处理丧失感，以及为什么这种感受需要被自己和身边人接纳的故事。
“ 直面丧失感给自己带来的痛苦，承认并接纳它，然后从痛苦中疗愈。 这样，你才会看到，自己的内心以及爱的能力和深度，都被扩大了，也更能迎接和进入新的人生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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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剧描述两个不同女生的生活,一个穷一个有钱的是哪部韩剧?
《start up》。
徐达美（裴秀智饰演）和元茵在（姜汉娜饰演），父母离异，妹妹达美选择跟父亲（父亲不久去世），姐姐茵在跟母亲（母亲后面嫁了一个有钱人）。
《start up》是韩国tvN电视台于2020年10月17日首播的励志剧，由吴忠焕执导，朴慧莲编剧，裴秀智、南柱赫、金宣虎、姜汉娜等主演。
该剧描绘了在韩国硅谷梦想着成功并投身创业的青年们的开始（START）和成长（UP）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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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逆江而上的艰难青年人们，想讲述那些把梦想变成现实的青春故事。虽然无限艰苦，但会有无比灿烂的时光和波澜壮阔的青春。青年们开始了他们的故事，同时，他们也正在描绘自己的成长。
读《宋氏三姐妹》，好父母教育那事儿
你是否和我一样，经常惊异于宋氏三姐妹的名气和他们兄妹六人都是才人？而寻觅宋查理夫妇对儿女的成功教育到底是什么？带着疑问，那天，我独自载着学宋氏夫妇 育儿 的心情，走进了我最喜欢的图书馆，在图书馆的一端，我发现了一本《宋氏三姐妹》的书。
原来，在宋氏家庭里，查理夫妇皆是基督教崇尚者，他们信仰老子的“无为而治”及西方的民主、自由的教育，他们认为传统的“三从四德”是对民主教育的反叛，因此竭力抵制。他们教育孩子要自食、自力、自信、自强，树立男女都一样的平等观，培养他们的 社会 责任心。
无为而治出自《道德经》，是春秋战国时期老子提出的道家治国理念。老子告诫君王“不与民争”，强调“无为无不为”。 无为而治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不过多的干预、充分发挥万民的创造力。无为即不妄作为，需遵循客观规律而为。 历史 上的太平盛世、宏图大业大都是在道家无为而治的指导下取得。
书中有一段记忆深刻的文字关于女儿庆龄的生日要来临了，宋查理和妻子暗暗商定，要送庆龄一个有意义的礼物。为此，庆龄的母亲花了一夜工夫，凭着她描龙绣凤的本领，做了一个花书包作为生日礼物。查理看了道：“礼物不能俗套，要富有新意，何不绣上几句新语，给孩子以启示？”于是，查理夫人又花半天工夫在书包上绣上了“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可见，宋查理夫妇的教育方法极其用心，不仅运用典雅的《道德经》的教育理念，也不失现代元素的教育风格，让女儿去国外留学读书，早点接触西方文化，这也是极具前瞻性的做法。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
相信屏幕前的你和我一样，正在努力学习成为一个更好的家长，不为望子成龙，只为我们的孩子也能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这本书《宋氏三姐妹》不仅有我们需要的答案，而且让你鲜活地看到 在山河飘零的民国时期，宋氏三姐妹一生的风雨历程，震撼人心，你会情不自禁入手去读。
她培养出了赫赫有名的“硅谷三女杰”，这个妈妈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
这位真正的“牛妈”。她叫伊泽尔·沃西基（EstherWojcicki）。
伊泽尔·沃西基，一位普通的高中教师。
但她培养的三个女儿，每一个都非同一般。
大姐苏珊·沃西基苏珊·沃西基（Susan Wojcicki）是三姐妹里的老大，她毕业于哈佛大学历史及文学专业，获得了加州大学理学及工商管理学两个硕士学位。
现任Youtube的CEO。2015年曾入选时代周刊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人。被誉为全球最有权势的女人之一。
1998年她把自家的车库借给了当时还在斯坦福念书的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那一年Google正式在她家的车库里成立了。
如果说租车库给Google 的创始人是一种幸运，那么苏珊的加入对于Google来讲更是一种福气。苏珊一手打造了如今Google最重要的广告模式——AdSense。该模式为Google每年带来140亿美元的广告收入。由于这一贡献，苏珊也荣获Google最高员工荣誉奖，即Google Founders' Award。
苏珊不仅负责文字广告方向，也负责Google的视频业务。刚开始她领导的GoogleVideo并没有成功，被Youtube 打得落花流水。如今，Youtube 成为全球最大的视频网站，价值超过800亿美元。
在苏珊看来，事业和家庭并不冲突。她有5个孩子，她每天6点准时下班回家陪家人吃饭。她促使了Google把员工的带薪产假从12周变为18周，并主导了很多女性员工福利的落实。
沃氏三姐妹的老二珍妮特·沃西基（Janet Wojcicki）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医学人类学家和流行病学家，会讲多种非洲方言。她现在研究的方向是婴幼儿肥胖的早期引发因子。同时她也对幼儿营养缺失对于艾滋病发病进程的影响也高度关注。
小妹安妮·沃西基（Anne Wojcicki）毕业于耶鲁大学生物系，是基因技术公司23andMe的创始人之一, 被誉为“女版乔布斯” 。23andMe 估值已经超过10亿美元。23andMe面向普通人出售的基因检测装置 The Retail DNA Test 被时代周刊评为2008年最佳发明。
然而，这位成功的母亲，首先是一位能坚持自己教育理念的资深老师。她说：
我是一个老师，我也是一个母亲，我把我的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来教，我的每个孩子独一无二，我的学生同样如此，只要方法得当，愿意付出爱与关怀，没有不能成才的孩子。
不只是1%：为什么育儿专家们看不起乐嘉？
上个月，乐嘉带着女儿乐灵儿用四天时间穿越沙漠的事，引发了网络上父母和教育专家们的热烈讨论。一开始多数网友为此举动点赞，可随着乐灵儿晚上睡不着、哭闹、生病、受伤，网友们开始慌了，开始质疑这种“受难式”的教育方式，后来一边倒地抨击乐嘉。
反对声无非以下几种：
1、没有因材施教（不是所有孩子都适合磨难教育）；
2、对于女儿过于苛刻（每天20公里徒步，超过了一个4岁孩子身体的承受能力）；
3、将父母的意愿强加于孩子（乐嘉控制欲太强）。
但这三条又不那么有说服力：
1、穿越沙漠并不是美术、音乐等特殊才能，只需要点勤奋，多走几步就可以做到了。
2、这四天是在沙漠边缘行走，也有雷殿生的专业亲子徒步团队和父亲陪同，是每天徒步20多公里，而非长跑。当然，如果能够准备的更充分，提前买好儿童户外速干裤、电风扇、灭蚊剂等，会更人性化点。
3、乐嘉只是给孩子一个挑战自己的机会。如果孩子一天都坚持不下来，乐嘉也不会强求（按照乐嘉的话，下次再挑战）。如果本来就具有这样的机会，却不敢让孩子尝试，相比于乐嘉，这些父母的控制欲是不是更强？
这也不是“虎爸”教育实践第一次陷入舆论风波，之前《摔跤吧，爸爸》、“狼爸”萧百佑、“虎爸”姜文等虎爸们的教育实践也引发了不小争议——一方面是虎爸们精心安排的严酷训练，一方面是广大父母们的担忧，都有各自的理由。
再进一步分析，这一次次虎爸引起的争议，更折射出了社会上的一些永恒冲突： 1%的人（支持志力）VS 99%的人（支持智力）
如果询问一位家长，给孩子报了培训班没？多数都会回答：报了。
如果进一步询问报了什么培训班，大部分都会说：学科辅导。
稍微有点素质教育意识的家长可能会报名音乐、美术、写作、演讲、最强大脑等培训班。若是再进一步询问家长，为什么要让孩子上培训班，几乎所有家长们会异口同声：涨知识，变聪明，见成绩。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培训班再牛，最后能脱颖而出的学员也只有1%，并且这1%在几年以后还能够保持相关学习热情的更是所剩无几。
原因就在于，任何伟大的成就都起源于一个伟大的目标，达成这些目标需要源源不断的伟大动力，这些动力又来自于兴趣和毅力。
兴趣来自于哪里呢？可能是及时行乐的利益，老师和朋友们的鼓励，看起来很美的目标。如果孩子没有毅力，兴趣也是一时的，是靠不住的；相反，毅力可以让兴趣之花盛开。
从个人经验来看，朱熹认为：“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无著力处。”米开朗琪罗说：“天才是永恒的耐心。”
从科学研究来看，现代智商测试之父路易斯·特曼对1500多名高智商儿童进行了长达50年的追踪研究，最终得出结论：一个人的成就高低不取决于智商高低，而取决于意志力的强弱。这项研究成果最终被评为当年度心理学奖。
乐嘉曾坦言，自己绝对不会给孩子报名学科补习班，因为他深知，对于成功来说，志力重要性远胜智力。无论是他本人（中专毕业），还是他培养出来的选手，比如崔万志（行动不便，语言不流畅），起点都不高，却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赢得了人生的辉煌。
看起来乐嘉这次只是锻炼了孩子的体能，实际上，四天穿越沙漠更是持久战，更像是马拉松，更考验的是耐心。
提到育儿，多数家长都会直接采纳专家的建议，并且不再思考其可行性、真实性、比较价值等更为重要、更为实际的事实。
原因在于，盲从权威这种习惯可以减少我们的分析判断，减少脑力消耗，胜算也比较大。挖掘事实需要我们仔细研究，多方咨询和对比，费时费脑，风险较高。 在这种投入和回报比例极其不对等的情况下，人们自然容易习惯性地听从权威意见。
小说家契诃夫曾说：“只要你说话有权威，即使是撒谎，人家也信你。”这就是权威的力量。
当有些专家仅仅列举了乐嘉育儿的片面事实，把意志的拉练当成恶劣的体罚，把设定行为规范当成灭绝人性，并且投之以悲伤的情感，就彻底说服了大多数家长。
但是轻松也是有代价的，因为权威者也会撒谎，权威者也会犯错。
当专家指出4岁左右孩子的运动量最好在一定范围内时，那也只是说明了大多数小孩正常的平均运动量范围，并没有统计到经过刻意训练的小孩能够达到的上限，也没有考虑个体差异。同时，乐嘉也不是一味强求孩子坚持（中途也可以退出），并且乐灵儿最后也做到了，用事实回击了那些权威者的质疑。
西方认为，人性本恶——源自于人的反叛精神。 这时根据事实设计精妙的规范，才能够控制住权威者的撒谎心理。同时，对于不可避免的撒谎，我们可以多观察权威者的行动，而非言语；多结合多方面的经验和试验，而非以偏概全。
俗话说：“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就算追求中庸之道，也是取法乎上，才能守中。
大量国际组织的成功实践也在警醒着世人：只有永无止境的奋斗，才能换取最终的胜利。全球瞩目的奥运会强调“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精神，孕育出互联网前身——阿帕网的疯子局DARPA会在全球网罗追求极致的狂热分子，硅谷的创业者会比赛谁睡觉时间少。
从家庭教育来看，当大多数家长还在为是否报名课外辅导班而犹豫时，真正有远见的家长早就开始磨砺孩子的意志品质，并为此费尽心思，只为更强的志力。
当希拉里在外被新邻居打回家时，她的母亲不是安慰，也不是臭骂对方，而是将她拒之门外，并要求她不赢得别人的尊重，别回家。
在李泽钜、李泽楷很小的时候，李嘉诚就经常带他们上街，观察路边报摊上那些卖报小孩苦学的情境；在他们九岁时，就被安排在会议室静坐开董事会，了解会谈之不易；在他们刚刚留学时，李嘉诚只送了他们两台代步自行车。李嘉诚本人也以身作则，戴廉价的日本手表，穿十年前的西装，居住在三十多年前的房子里。
带出宋氏三姐妹的宋耀如在教育子女方面也特别重视意志力，比如他常常会带着宋霭龄一起在雨中受淋，锻炼她的意志力和忍耐力。还会带着三个孩子野外徒步，期间会一起抵挡食物的诱惑，忍耐饥饿，以此训练他们克服困难、坚忍不拔的精神品质。
这些行为在常人看来是多么的极端和偏执，肯定会被认为很怪癖，可是这些成功人士能够下定决心，忍痛割爱，做出种种行为，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深知意志品质的重要性？ 训练必然会受苦，小时候都无法吃点小苦头，大了就更难面对大挑战了。
积小流而成江河，积小善而成大德。为善不能知足！
从短期看，重视智力的家长，带出的孩子可以跑在前面；但是长期来看，忽视志力因素的家庭，会为此付出惨重代价。马加爵、药家鑫、林森浩等家庭的悲剧就是最好的例子。
在过去，勤劳的人可能会因为学习资源不够，没有公平的评价标准，而只能忍受低工资、差教育和希望渺茫的未来。
可是，在当今互联网时代，当一切都触手可及（方法论、良师、团队、投资人等等），勤劳和志向的力量将会因此产生复利效应——几何级数地吸引越来越多的资源，而容易被情绪影响的智力将会不断出丑，节节败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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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们很可能从3-4岁就开始积累毅力、树立志向，并且不断坚持着，然而99%的专家可能到了大学毕业都还没积累什么志力，也没有看得起乐嘉的耐心。
而这正是大多数育儿专家看不起乐嘉的根本原因。
【文末彩蛋】
附送全文结构图，作为坚持阅读到最后的福利：）
我是热爱教育事业的涂画叔，愿我的思路能为您带去一点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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