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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卖嫁妆送他留学，他却娶漂亮女生定居海外，让发妻独守一生，后来怎样？
自古多痴情女子负心汉，很可能女子付出全部后，男子却突然抽身离去，徒留一无所有的女子在原地悲伤，这也是现代社会男女趋近于平等后大部分女人不愿意结婚的主要原因。感情就像一场赌博，赌赢了幸福一生，赌输了遍体鳞伤，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一个赌输了的女子，而她的负心丈夫则是著名的海外华人艺术家朱德群。
1920年，朱德群在安徽白土镇出生，白土镇朱家是一个医生世家，朱德群的爷爷和父亲都是医生，所以他们家的经济情况还不错，此外他们家的还有很浓厚的艺术氛围，因为他爷爷和父亲都很喜欢书画作品，家中珍藏了不少经典书画。
尤其是父亲还有绘画的爱好，只要遇到闲暇时候，一定会专心致志地画上一幅，虽然不曾专业系统地学习过，但成品也还算不错。在家庭氛围的影响下，朱德群也对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从小就接触家中收藏的各种书画作品，经常跟着父亲一起作画，久而久之便对医学失去了兴趣，全身心地扑在绘画上。
1935年，朱德群进入杭州艺专学习，毕业后成了一名艺术老师，与此同时他在父亲的安排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但他跟第一任妻子脾气不和，没多久就离婚了。1947年，朱德群遇到了柳汉复，他们两人是艺专的同学，在读书的时候关系就很不错，所以久别重逢的两人总有聊不完的话题，没多久就结婚了。
朱德群对这段婚姻十分满意，婚后柳汉复生下一个女儿，三口之家其乐融融，家庭分工明确，朱德群在外面教书作画，而柳汉复则回归家庭相夫教子，将家中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但后来朱德群听说当年的朋友去国外之后都功成名就了，他心中难免有些羡慕。
他觉得自己并不比他们差，如果自己也有更好的发展机会的话，肯定也早就成名了，何至于现在还是一个小小的老师？妻子从平时的交谈中多少也了解了丈夫心中的想法，但他们家中暂时没那么多钱，不足以支撑朱德群留学。
1954年，柳汉复陪着朱德群在台省办了一场画展，忙里忙外的布置整理，最后那场画展非常成功，柳汉复卖出52幅作品，获得一笔可观的报酬，柳汉复没有动这笔钱，而是将它存起来，然后变卖自己所有的嫁妆，凑足了3000美交给朱德群，让他去国外进修，去圆自己的梦。
朱德群感动不已，承诺自己学成归来后一定要尽力补偿妻儿，在柳汉复和女儿不舍的目光中，朱德群登上轮船渐行渐远，可谁知这次离开却是永别。朱德群在船上遇到了曾经的学生董景昭，异国他乡的两人相互照顾，最后朱德群忘记了大洋彼岸的妻子，娶了董景昭为妻，两人在法国巴黎定居。
朱德群如愿成了绘画大师，但却一直没有回到国内，只是不知道为丈夫倾尽全力的柳汉复带着女儿在码头等了多久，不知道她是怎么度过从期盼到失望的那段时光，更让人难解的是，朱德群后来再也没有提起过柳汉复母女，似乎他的感情生活里从始至终都只有董景昭一个。
发妻卖嫁妆送他留学，他却移情别恋，功成名就后一去不返，他是谁？
2020年，是法籍华裔画家朱德群的百岁诞辰。在诞辰来临之际，朱德群基金会以他本人为名拍摄了一部追溯其生平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通过重溯朱德群的工作和生活经历来纪念这位与吴冠中、赵无极并称“留法三剑客”的华裔艺术家。
家学渊源，少年立志，身涉画坛
朱德群少年时期生活在安徽省萧山县白土镇。朱家世代为医，但祖父朱汉山、父亲朱禹酷爱书法，擅长丹青。朱德群幼年时期，经常看父辈们作画自娱。少年时期随父画画，临习草书。年少时期的经历无疑直接影响了朱德群后来的专业选择。
1935年，15岁的朱德群考入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院。这所学院以中西文化合璧而闻名全国。朱德群在求学期间受中西文化双重艺术影响，在西洋油画和传统国画艺术创作上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当时的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院聘任了大批留法归来的年轻教师。在这群海归老师们潜移默化地影响下，朱德群对法国充满了向往。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到大洋彼岸的艺术之都，领略异域艺术的风情。
1945年，朱德群从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院毕业。毕业后，朱德群在南京的一所高校里担任讲师，并在此期间与同学柳汉复结婚、生子。国共内战时期，出于安全考虑，朱德群与后家人一道迁居台湾。
初露端倪，贤妻相助，宝岛扬名
1954年，朱德群在妻子柳汉复的资助下，在台北中山馆开办了首个个人画展。朱德群一展成名。展出的52幅作品一售而光，在台北名声大噪。
此后，朱德群的经济条件得到大幅改善。就在他计划着如何改善家庭生活条件时，深明大义的妻子把画展赚到的所有钱都给了他，允许他只身前往法国继续深造，实现他一直以来的艺术梦想。朱德群大为感动，他给妻女留下一大笔钱并郑重承诺，待他学成后，必定归来与家人团聚。
然而世事难料，令朱德群没有想到的是，他这一走，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远赴异乡，偶遇旧识，重蹈爱河
1955年3月，35岁的朱德群告别了家人，登上“越南号”邮轮。在这艘邮轮上，他遇到一位名叫董景昭的美丽女子。也许是对未来过于茫然，也许是漫长旅途过于寂寞。在这艘驶向异国他乡的邮轮上，朝夕相处的两个人情愫暗生。
朱德群向董景昭坦白了他已婚的事实。两人因此陷入到深深的矛盾当中。一方面，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两个人，崇尚爱情、崇尚自由，崇尚自我实现。
但另一方面，传统的道德伦理，约束着两个人的行为。朱德群知道，董景昭出身名门，董家严格的家教不允许这个女孩子与一个有夫之妇厮混在一起。
朱德群大洋彼岸的家庭成了一对有情人最后的阻碍。两人在甜蜜的爱情和不能相守的痛苦中纠葛不清。
突破礼教，两情相悦，为爱私奔
两个月后，邮轮抵达巴黎。朱德群不得不与董景昭暂时分别。两人身处异地，靠鸿雁传书抒发对彼此深切的爱意。朱德群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他不能离开董景昭。为此，他不顾柳汉复典当嫁妆、首饰助他扬名的深情厚谊，毅然决定与董景昭“私奔”！
自此后，他断绝了与柳汉复的书信往来，全心全意与董景昭相伴厮守。为了表达爱意，他以董景昭为模特，创作了一部写实风格的人物肖像《景昭画像》。
1957年，他携画作《景昭画像》参加巴黎春季沙龙，凭借这部作品夺得沙龙银奖。自此后，朱德群的声名鹊起，成为当时法国最有名气的华裔画家之一。
功成名就，爱巢再立，旧爱难续
朱德群功成名就后，在巴黎买下一栋豪宅，正式与董景昭生活在一起。随着他们的两个儿子相继出世，一家四口其乐融融。此时，朱德群早已忘了大洋彼岸，正在苦苦盼着他归来的妻女，昔年的恩情与誓言早已烟消云散。
此后二十年间，朱德群与董景昭出双入对 、形影相随。对外朱德群与董景昭以夫妇相称。两人亲密厮守、伉俪情深的故事甚至一度在国内外传为佳话。世人口中的佳话，对抛妻弃女的朱德群而言是莫大的讽刺。他对前妻闭口不提，仿佛世间从来没有这样一个人存在过。
斩断前缘，昔日旧情，悉数抛却
朱德群的确在刻意地淡化柳汉复的存在。1979年，朱德群与内地音讯隔绝30年后，开始通过信件的方式在国内寻找故交。据当时杭州国立艺术学院的师生回忆，朱德群在80年代前后经常回到国内，在杭州国立专科艺术学院举办艺术讲座。他还经常从法国给学校画室邮寄绘画颜料。
也许是当时环境受限，也许是近乡情怯。朱德群在寻访故交时，始终没有问询过国内的妻女的踪迹。他至死也不知道，她们是否还在苦苦等待他的归来。
正如欧阳修说的那样，“别后不知君远近，触目凄凉多少闷。渐行渐远渐无书，水阔鱼沉何处问。”台北一别，注定了朱德群与柳汉复难以再续前缘。
留在台北的柳汉复，不知道有没有生出过“夜深风竹敲秋韵，万叶千声都是恨”的一腔愁绪和忧愤。而身处巴黎的董景昭，有没有为朱德群曾经的绝情而胆寒。也许因为爱情是自私的，所以在这场情感纠葛里，作为胜者的董景昭理所当然地享受着她的胜利果实。
2014年3月26日凌晨，朱德群在巴黎走完了他94岁的人生。随着他的离世，那些陈年往事彻底被湮灭在岁月的尘埃里。他生命里两个重要的女人，有如硬币两面。董景昭的那一面月圆花好、山河秀丽，展现给世人的是传奇和美好。而柳汉复的那一面揭示了婚姻和爱情的价值本质。
朱德群亲手铸造了这枚硬币，他在无意间向世人传达了一个道理。人生有如传奇，一面气壮山河也罢，花团锦簇也罢，总有另外一面揭开这段传奇的本来价值。拨开后人一厢情愿填补的浓墨重彩，真正的生活，往往是苍白刺眼的，大多有着不愿意轻易示人的惨烈和苍白。
高要市白土镇办计划生育证明需要什么证件？
一、计划生育证明办理需要哪些材料
计划生育证明是基层计划生育管理部门为规范管理和服务白土镇结婚，记载公民婚姻、生育、节育等情况的凭证。在实际工作中白土镇结婚，主要有《生育证》、《生殖保健服务证》和《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等。那么白土镇结婚，计划生育证明办理需要哪些材料?
适用人员白土镇结婚：计划生育兼职单位综合治理工作中涉及办理新生入园、入学、转学，申请设立民营社会医疗机构等需要出具计划生育证明的流动人口。
所需材料白土镇结婚：
1、《计划生育服务证》或《流动人口婚育证明》;
2、结婚证;
3、节育证明。49周岁以下己婚人员，未育的，需提供近三个月本市计生技术服务机构出具的女方查环查孕证明。属一孩的，提供近三个月本市计生技术服务机构出具的上环证明。属二孩或以上的，提供本市计生技术服务机构出具的绝育证明;
4、下列情况另需提供不同材料:
⑴只生育一个子女的，提供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⑵属于政策外生育的，提供社会抚养费征收票据。
申请人现居住地街道计生工作机构。:持上述相关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到街道计生工作机构申请。工作人员核实原件后留复印件并受理申请，如对材料真实性有疑问，可留材料原件进一步核实。:提交材料齐全的，应即时办理。如需进一步核实，可要求申请人提供相关材料，并自申请人提交材料齐全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办理;需要延长时间的，应报街道计生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及时通知申请人，延长的时间不得超过10个工作日。
二、什么是计划生育证明
计划生育证明是基层计划生育管理部门为规范管理和服务，由户口所在地的计划生育服务站出具的，记载公民婚姻、生育、节育等情况的凭证。在实际工作中，主要有《生育证》、《生殖保健服务证》和《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等。
计划生育兼职单位综合治理工作中涉及办理新生入园、入学、转学，申请设立民营社会医疗机构等需要出具计划生育证明的流动人口。
办证条件：离开户籍所在县(市)的行政区域，拟异地居住30日以上，年龄在18周岁至49周岁之间，从事务工、经商等活动(探亲、访友、就医、上学、出差等除外)的公民。
办证机构：流动人口户籍所在地的乡镇、街道计划生育部门。
审批流程：领取审核登记表，然后到所在单位或村(居)盖章，所在镇(街道)计生部门盖章，最后人口计生局审核盖章即可。
高要市白土镇暮村结婚女方要什么男方的？
1. 新郎礼服1-2套白土镇结婚，一般女方白土镇结婚的婚纱和敬酒服都为男方购买白土镇结婚，而男方白土镇结婚的礼服都是由女方出资购买白土镇结婚的。算是一种爱的互换。相互给心爱的人购买服饰。
2. 新郎皮鞋1-2双
3. 衬衫一件
4. 领带一条
5. 为新郎购买一枚戒指
人生榜样导师:苏东坡
摘 要：苏轼在“四川十大历史名人”中最负盛名，这不仅因为他在仕途、文学、美学、书法、绘画、烹饪诸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完全是大师级的人物，更重要的是，无论在任何岗位上，他的心中都装有老百姓，都勤政廉政，努力做于国于民有利的事情。
关键词：苏轼;仕途多舛;坚持说真话;做利民之事;自强不息;拒贿反贪
苏轼，四川眉山人。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文学家的身份为中国人民所熟识，而他其实还有着另一个身份——政治家。他的父亲为他取名“轼”，是企望他像“轼”（古代车前用做乘车人扶手的横木 ，可确保安稳）那样处世圆通。然而，苏东坡做不了这样的人。他太有棱角，是非分明，因而不容于污浊的封建官场。虽然他一生仕途多舛，屡遭贬逐，但是，他的心中装有老百姓，在任何位置上，他都勤政廉政，努力做于国于民有利的事情。
一、苏轼一生都坚持说真话
苏轼从政为官40年，曾历过三次大的贬谪，但一直坚持为官以民为本，坚持做人以廉为首，理政以廉为上。他的一生都坚持说真话。
据《宋史·苏轼列传》，苏轼刚做官时，朝廷为了庆祝宋军在北方边疆取得的胜利，由宋仁宗下诏，宫中要多悬红灯。宫中红灯不够，负责去民间买灯的官吏强行要求老百姓减价卖灯，弄得京城内外怨声载道。苏轼了解事情的真相后，在朝堂上当面批评仁宗，说：“战争胜利固然可喜可贺，但是庆祝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如果像现在这种搞法，就会把好事办成坏事，失去民心。请陛下收回成命，减少悬挂红灯的数目，给老百姓一个安宁的生活环境。”苏轼的话虽然很尖锐，直接驳了皇帝的面子，但仁宗仔细想过后，认为说得有道理，就下令禁止低价从民间购买红灯，在小范围内搞个庆祝就行了。
宋神宗在位时期，特别宠信王安石，准备任用王安石进行改革。王安石也为遇到这样一位明主而高兴，言谈之间难免流露出赞扬神宗独断专任的话。苏轼听到后，马上予以反击，说：“晋武帝因独断而统一了全国，而苻坚因独断攻晋却败亡，齐桓公任管仲而称霸，而燕哙专任子之却丧身。”王安石一听点到了自己的痛处，就再也不提这些话了。
在王安石变法之前，苏轼就向神宗表示反对让王安石主持大政，认为：“王安石就像战国时期的李悝、商鞅等人一样，是急功近利之人，他是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拿国家大事进行赌博。希望陛下能聚合文武官员的人心，注重千百年来形成的风俗习惯，保持固定的政治体系。否则的话陛下就会失去人心。”但是，神宗没有听进苏轼的话，坚持任用王安石对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进行全面改革。
王安石变法在当时就受到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官员的反对。朝廷中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最后，由神宗皇帝支持的改革派占了上风，而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被调出京城，贬到地方上去做官。苏轼对王安石变法本来就不满意，这会儿又看到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把反对者都排挤出了朝廷，不满的情绪更为强烈。同时，他通过仔细的调查、研究，发现一些政策脱离实际，在执行中又有恶吏因缘为奸，利民之法变成扰民之法。苏轼遂提出批评，议论激烈，为此他被外贬。宋神宗死，王安石闲居，守旧派废止新法，要将免役法重新改为差役。而苏轼深知，差役“法久多弊”，且官吏恣虐，百姓因差役而多破产。已回朝任中书舍人的他，站起来坚决反对，力主“免役不可改，差役不可复”。于是，守旧派又把他贬逐出朝。
二、苏轼一生坚持做利民之事
苏轼一生虽然仕途坎坷，宦海沉浮，却始终常怀爱民之心，常谋利民之事。即使是在被贬后，仍然专注于为民办实事。在徐州，他亲自带领官员防洪、筑堤、引洪入黄;在杭州，他疏浚西湖、修筑苏堤，创办医院，赈济灾民;在密州，他捕蝗抗灾，常山祈雨，收养弃儿，检敛饿殍;在惠州，他引泉入城，供百姓饮用;此外，各地的东坡井、东坡书院，惠州的东坡孤儿院，海南的东坡医所……也都是苏轼为民创下的实绩。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和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先后两次来杭，分任杭州通判（监州）和知州，可谓与杭州有不解之缘。杭州气候湿润，河流密布，由于贫困和医药匮乏，古代瘟疫频发。元祐五年（1090年）春季，就突发一次疫情，适逢苏东坡任知州。他吩咐多做些稠粥和药剂，并派出官员和医生，在多处为病人医治，被救活的人不计其数。但此时杭州贫病之人实在太多，他于是筹集公款白银2000两，又将自己50两黄金捐出，以供城中病坊运转。这所名为安乐坊的免费医院，明显带有民助性质。
离任杭州后，苏轼因高升回京，一位挚友送来黄金5两、白银150两作为礼物。盛情难却，勤政廉洁的苏轼就将这笔礼金转赠安乐坊。而此时的安乐坊，每年以千斛租米作为基金，运转正常，故而苏轼用礼金购买田地，获利后再添助安乐坊。
值得一提的是，安乐坊及其运作模式引起朝廷的极大关注。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朝廷开始在各地设置安济坊，专为穷人治病。不久，安乐坊也被朝廷赐名安济，遂为官办。
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出任密州（治今山东诸城）知州。第二年春天，密州发生了严重的蝗灾。蝗虫所到之处，寸草不留，受灾百姓纷纷外出逃荒，有些人甚至把婴儿抛弃在道旁。面对如此惨烈的灾情，苏轼一面积极组织灭蝗救灾，一面上书朝廷要求免去密州百姓的赋税。发现弃婴现象后，他又千方百计从府库中调拨粮食，救助这些弃婴，总共救活了几千人。在苏轼的领导下，密州百姓终于战胜了蝗灾，重新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熙宁十年（1077年），苏轼知徐州后仅3个月，就遇到一场巨大的水患。七月十七日，黄河决堤，洪水八月二十一日到达徐州城下，在一个月内就先后淹了45个县，毁坏粮田农舍无数。这期间徐州城的富人开始外逃躲避水灾，苏轼获知后认为：“富民一出，民心动摇，城也难守了！”于是亲自带衙役守城门，将富人强行劝回城中，稳定了民心。当洪水到达徐州城时，因被南面的大山挡住，水位迅速升高，水面已高于城中平地一丈零九寸。眼看徐州城危在旦夕。苏轼“遇险不乱”，冷静理智，除立即安排官吏衙役想法堵好城门外，又亲自踏着泥泞小路到武卫营动员士兵。他诚挚深情地对卒长说：“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宜为我尽力！”卒长听后也感动地对部下讲：“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效命之秋也！”士兵们同样义不容辞地上城墙护守。而苏轼本人更是以身作责，一直坚守城墙上。他与军民一起在东南一带城墙上风餐露宿，吃住都在城墙上的小棚内，太困了就闭眼养一会神。他到处查看，不分昼夜地指挥加高加厚城墙的工程，拼死护城，终于将继续上涨的洪水挡在了城外。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奋战，十月十五日，洪水最终回归黄河故道，徐州城保住了！全城官兵百姓欣喜欲狂，张灯结彩共庆抗洪胜利，更一致赞颂爱民抗洪的好太守。但苏轼并未满足现状，而是考虑今后如何更好抗洪保城的事。他及时写好奏章上报朝廷，请求拨款修建防洪外墙。次年二月，皇帝不仅下旨表彰他抗洪保城的大功劳，还拨款3万贯、1800石粮食和7200名民工，批准在城东南修建防洪外墙。
苏轼在徐州除了治水抗旱、劝农耕桑等成就外，还首次成功地开发煤田。徐州蕴藏丰富煤炭，但历来无人知晓。苏轼到任后，为了解决冶铸用煤问题，派人四处寻矿，终于在徐州西南50里的白土镇发现了储量丰富的煤田。为此，苏轼特作《石炭》诗歌颂徐州人民自力更生、开发煤矿的壮举。他在是诗引言中写道：“彭城旧无石炭，元丰元年十二月，始遣人访获于州之西南，白土镇之北。以冶铁作兵，犀利胜常云。”
三、苏轼一生自强不息
苏轼一生，始终戒奢崇俭，清廉自持，所以他虽在多地为官，却每到一地，留下清廉、勤政、爱民的美名，被当地百姓世代传颂。他前后共做了40年的官，无论是在升官，还是遭降职贬官期间，总是注意节俭，常常精打细算过日子;尤其是在降职贬官时，也能做到乐观随和，自强不息。
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被贬到黄州担任团练副使。由于薪俸减少了许多，他一度过着“向人乞米何曾得”的日子;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才在城东弄到一片坡地。苏轼便开荒种田，以解决吃饭问题。由于经常辛勤耕作，时间一长，苏轼就像乡间老农一样，又黑又瘦。寄情于劳作和诗词的苏轼，便像他景仰的唐朝诗人白居易（有《东坡种花二首》等诗多次唱咏他种花栽树的忠州城外的东坡）那样，将自己耕种的这块地也取名“东坡”，自号东坡居士。苏轼因此又被后人敬称为“苏东坡”。
在黄州，为了不乱花一文钱，他还实行计划开支：先把所有的钱计算出来，然后平均分成12份，每月用一份;每份中又平均分成30小份，每天只用一小份。钱全部分好后，按份挂在房梁上，每天清晨取下一包，作为全天的生活开支。拿到一小份钱后，他还要仔细权衡，能不买的东西坚决不买，只准剩余，不准超支。积攒下来的钱，苏轼把它们存在一个竹筒里，以备意外之需。在困境、逆境中，苏轼就这样以勤俭节约来维持生活，渡过难关。
生活虽然艰苦，但苏轼却在文学创作中找到了寄托和乐趣。他在黄州先后写下《念奴娇·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等80多首流传千古的诗词散文。在《前赤壁赋》中苏轼这样写道：“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在苏轼看来，天下万物，如果不是自己应该拥有的，即使一分一毫也不能求取。
元祐六年（1092年），苏轼被贬到惠阳（今广东惠州市）以后，家里没了收入，衣食不继，仍采用老办法，自己动手种山芋，住茅屋。居无定所是他当时最大的麻烦。他有一阵子借住在官府的一处房子里，叫合江楼，在江边上，风景较好;后来不许住了，他又搬出去住在半山腰的一个亭子里，这个亭子叫松风亭。当时朝廷形势危险，返朝无望，自己年纪又大了，要是一般人都忧愁得睡不着觉，可苏东坡却太能睡了。他在松风亭里写了一首关于睡觉的诗，后面两句是“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就是说，告诉你们啊，东坡先生正睡得好，道人打钟的时候轻点打，不要吵醒了他。
苏轼从广东北回后，选择住在阳羡（今江苏宜兴）。当地一位崇拜他的读书人邵民瞻陪他去看一套房子。苏轼用完了身上所有的钱刚能买下，后来挑了个吉日住入新家。他与邵民瞻在月下散步时，听到有个妇人哭得很伤心，便推门进去。妇人向苏轼说：“我有一套房子传了百年，而我的儿子不成材，卖给了别人，住了百年的旧房子永远没了，我只能住这样的小屋了，怎能不痛心？”问她房子在哪儿，原来就是苏轼刚买的那套。苏轼再三安慰她说：“你的房子是我买的，不用悲伤，今天把房子还给你。”说完，他从身上掏出房契，就着油灯点燃，房契顿时化为灰烬。第二天，苏轼叫来妇人的儿子，接他母亲回到原来住所，竟然不索回他买房子的钱。
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62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之地海南岛儋州。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但苏轼却把儋州当成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兴学风。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在宋代开国后的一百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中过举。但苏轼北归不久，他的学生姜唐佐就举乡贡。此前苏轼曾赠诗给他：“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姜唐佐果然没有辜负先生的殷切希望。海南人民一直把苏轼看作是海南文化的一位开拓者、播种人。在海南流传至今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表达了人们的缅怀之情，连语言都有一种“东坡话”。
正因为苏轼心中装有人民，所以能够勉力为人民办实事，同时亦不畏奸佞，执法严明。在杭州，富豪颜巽及其子颜章、颜益共为奸凶，枉法贪赃，还集众惊扰一方。苏轼依法逮捕颜氏父子，刺配牢城，为当地除了一害。在定州，他对吏治严加整饬，将贪污不法者刺配远恶之地，赌博成性者处于杖笞，并加强纪律，训练士兵，使北部边防得以巩固。
四、苏轼一生坚持拒贿反贪
苏轼在京城做官时，一次，他的老乡带着厚礼想求他或他的弟弟苏辙帮忙谋个官职。同乡之情不便明伤，苏轼就讲了个寓言，说是有个很穷的人，去掘伯夷的墓。心里想：伯夷是商朝末年孤竹国国君的长子，墓里一定有很多金银财宝，去掘这墓定能发个大财。未成想伯夷在墓里说：“我是在首阳山饿死的，除了一把枯骨，别无一物，又岂能如你所愿？”盗墓人就说：“那我就去挖你弟弟叔齐的墓。”伯夷接着说道：“连我也不过如此，我弟弟叔齐就更帮不上忙了！”那个穷人听后很失望，于是悻悻地回去了。苏轼的弦外之音是：您的苦衷我知道，但我们兄弟都无法徇私帮您啊！老乡听后便知趣地告辞了。苏轼善用寓言既保全了老乡的面子，又巧妙地回绝了老乡的请求，一时传为佳话。
北宋都城开封，房地产业也很发达。当时开封是世界特大城市之一，人员往来密集，居住问题突出。一些达官贵人为了促成利益的最大化，纷纷在开封买地建房广置产业，除了自家居住外，多余部分还用来出租。《资治通鉴》披露，不少皇亲国戚兼营房产开发，连权高位重的三朝元老夏竦也投资建造商铺，其中的暴利可想而知。古代的房地产开发与今日不同之处在于一般只出租，不出售。但朝廷专属的建设机构除外。他们在修建宫殿、城墙之后，就转型为中央财政“搞创收”，由朝廷划拨给他们大片地皮，盖住宅建商铺，盖好后卖给或赁给市民。当然，由于“僧多粥少”的缘故，寸土寸金的开封房价自然贵得出奇，不但普通人望而却步，连一些名人雅士都难以承受得起，只好当起“房奴”。
苏轼在都城算得上是当了多年的高官，应该不差钱，可却无缘在京城拥有自己的“不动产”，更甭说有花园别墅式的“豪宅”了。他儿子在开封结婚时，他也没钱为其购置新房，最后还是借一位好友的房子才把喜事办了。当然这也从侧面证明了苏轼是廉洁自律的“清官”。苏轼胞弟苏辙，同样是从政多年的“官员作家”，也买不起房，有他的自嘲诗为证：“我生发半白，四海无尺椽”，“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
苏轼始终坚持“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操守，对贪污非常痛恨。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讲他在杭州做客时，朋友做寿请他吃饭，当地知府杨贵和县令王笔也是座上客。宴席上，有人提议，谁作诗作得好，谁就是首席上宾。 县令王笔抢先吟诗一首：“一个朋字两个月，一样颜色霜和雪。不知哪个月下霜，不知哪个月下雪。”王笔吟诗以后，沾沾自喜，等待赞扬。 这时，有位宾客也赋诗一首：“一个出字两重山，一样颜色煤和炭。不知哪座山出煤，不知哪座山出炭。”知府杨贵夸两首诗作得好，然后也吟诗一首：“一个吕字两个口，一样颜色茶和酒。不知哪张口喝茶，不知哪张口喝酒。”知府的诗，当然赢得了几个人的赞赏之声。
苏轼早就听说杨贵和王笔都是行贿买官、贪赃枉法、见利忘义、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的贪官 ，便想借此机会痛骂他们一顿，于是吟诗一首：“一个二字两个一，一样颜色龟和鳖。不知哪一个是龟，不知哪一个是鳖。”苏轼吟诗完毕，引起众宾客齐声喝彩。县令王笔在羡慕之后，仔细一想，觉得不是滋味——这“龟”和“贵”，“鳖”和“笔”都是谐音，这分明是骂他和杨贵！他气急败坏地斥责苏轼：“大胆狂徒！竟敢辱骂知府大人和本县令！”
苏轼不慌不忙地回答：“王县令何出此言，要说骂么，你们的诗才是骂！因为霜雪怕见阳光，煤炭可烧成灰，茶酒进肚排出来的是尿。至于我的诗嘛，这龟和鳖乃是象征长寿之物，我是为祝寿而作的，何见得是骂呢？”对方听完这番话，顿时哑口无言。
苏轼之所以生前受到百姓爱戴，死后受到人民纪念，究其原因在于他为官清廉、吏治风清，在于他心怀百姓、务实为民。他怀有强国富民的宏伟抱负，关心民间疾苦，竭尽全力为百姓谋福利、办实事。他不计荣辱得失，不顾困难压力，不作空论清谈。正直、干练、为民造福的苏轼，正是以其实干家卓有建树的政绩，以其两袖清风的廉洁，赢得了当时民众的衷心拥戴，也赢得千百年后人民对他的敬重和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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