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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四六条最好的房子当属西口的63、65号院，是光绪年间大贪官崇礼的住宅。崇礼致富的原因，是他当过广州粤海关的监督，那是清末第一流的肥缺，只要给朝廷交足额定的款项，大量的银两就可以中饱私囊。此外，因掌管口岸的职权，还方便他采购奇异洋货去讨好慈禧。平庸无能的崇礼任满回京后，就在东四六条营建了他的豪宅。崇礼府邸由街北的两大宅院和一座花园组成，全院面积近万平方米；街南面还有所属的花洞和马号。此宅东半部及花园（今63号）为崇礼居住，西部院（今65号）为其兄弟所居，后为其侄儿江宁织造存恒的住宅。几经转手，1935年重新修葺，又辗转为多个高官富人所得。此宅占地颇广，屋宇华丽，在民国时号称“东城之冠”。北平沦陷时，崇礼豪宅转归清末名臣张之洞之子张燕卿名下。张燕卿当了大汉奸，出任汉奸组织新民会的副会长。在侵华日酋冈村宁次担任华北方面军司令期间，张燕卿曾将崇礼豪宅中最华丽的一个院子送给冈村宁次居住。北平解放初期，为华北大学校部所在地。1950年为中国人民大学机构驻地。“文化大革命”期间花园里的假山、水池被拆毁、填平，厅堂原有的楹联、匾额均毁。其主要亭台楼阁馆堂格局完整。现在，63号院成为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的宿舍。65号院解放后是北京市市委干部的宿舍。

东四六条55号大四合院，该院落约建于清晚期，民国时期为一官员的宅第，新中国成立后为著名的“七君子”之一、爱国人士沙千里居所。1987年改为首都宾馆筹备处。现此地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房产。

育芳胡同，北起东四六条，南至东四五条，西与流水东巷相通，清宣统时称班大人胡同。据《清史稿》记载，班第姓博尔济吉特氏，蒙古镶黄旗人。乾隆三年（1738年）任兵部尚书。乾隆末年，准噶尔的达瓦齐发动内乱，清廷准备派兵平乱。先是让班第筹办军务，后授定北将军，与定西将军永常分兵两路西征，经过奋战，平息叛乱，擒获达瓦齐。班第因军功封一等诚勇公。乾隆决定大军班师回朝，留班第率少数军队留守伊犁。谁知，原来投降清朝的阿睦尔撒纳借清军撤离的机会，又发动叛乱，班第军少，力战不支，自尽而死。被乾隆上封为一等诚勇公。乾隆帝于班第遗骨还丧之时，亲往祭奠，命建双忠祠，图形紫光阁。班第的儿子巴禄袭一等诚勇公并授镶红旗蒙古都统，从定伊犁。师讨伐霍集占，授参赞大臣，授将军兆惠有功，驻军和阗。大战伊西洱库尔淖尔，屡败霍集占。因军功加封世袭云骑尉，图形紫光阁，是乾隆朝后50功臣之首。其曾孙裕谦，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著名抗英爱国将领，于1840年10月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在镇海战死。道光帝因此赠其赠太子太保，予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附祀京师昭忠祠，於镇海建立专祠，谥靖节。自1755年至1840年近百年间，班氏家族战功赫赫，多人为国捐躯，可谓满门忠烈，功勋卓著。捍卫了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不受侵犯，维护了民族尊严，赢得了应有的荣耀，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府邸院落和建筑形制。

两百多年过去了，清末时班第旧宅为四进院大宅门，均为平房，现已大部分拆除。育芳1号后罩楼即为其府邸保留至今的遗存建筑。后罩楼的东西两侧有精美的砖雕（挂印封侯），是班大人身份的象征。楼的建筑结构是依清工部标准建造：楼为硬山、箍头脊、合瓦屋面；博缝板前檐为十一块，后檐博缝砖为十块，连同头二层砖檐均为细作，符合“阳压阴、前压后”的博缝排法；前檐木装修为横披“步步锦”做法；前檐好头石、阶条石、踏跺石金边部分齐。是保存较好的清中期四合院建筑。

解放后，班大人胡同一号院成了“大杂院”，住进了十四五户人家，其中四世同堂的王家占了一多半，附近的街坊邻居都把这儿称做“王家大院”。王家大院是地地道道的平民大院，钳工、电工、瓦工、司机、售货员、厨师、幼儿园阿姨、中学老师等，最大的官要算楼上的闫家——东城区日用杂品公司的副经理。

现在东城区房管局正在出售班大人胡同一号院，其宣传词是：班第故居，为一进四合院，院内北房为二层中式楼，其余为平房。全院占地面积550平方米，建筑面积545.9平方米。有房屋34间，房屋始建年代为一八四九年以前（距今约200余年左右）。解放后，该院落原为东城区房地局所有，使用者为一般租赁人。院落主体规制完整。由于居民长期居住，院内有大量自建房屋，占据院落空间，部分房屋沿中式二层楼搭建。2007年该院住户搬走，建筑全部落架重修，并且装修一新，具备了水暖电气热等市政设施。对外销售价格为3000万元人民币。

南北走向流水巷，中间曲折，北起东四六条，南止东四五条，东与流水东巷相通，西与铁营胡同相通。在《乾隆京城全图》上标有有东西走向一条大沟，沟上有二座石桥。排水沟东端地势低洼，形成大水坑，叫后坑，后来叫流水东巷。

南板桥胡同，北起东四九条，南止东四六条，中与东四七条、东四八条相通，明朝属南居贤坊，称板桥。清朝属正白旗，宣统时称板桥胡同。民国38年（1949年）称南板桥胡同。因胡同南口曾有一座长约5米、宽2米的木板桥而得名。

石桥胡同，呈南北走向，中间曲折，北起东四八条，南止东四六条，因胡同中段三岔路口处曾有一座装饰街道用的石桥而得名。

石桥东巷，是呈东西走向的死胡同，西起石桥胡同，东不通行，北有支巷通东四七条。明朝属居贤坊，称圣姑寺胡同。清朝属正白旗，称黄姑院。据传，胡同内曾有皇族或官宦人家女子出家的圣姑寺（姑子庙），但无文字、遗址可考。民国36年（1947年）称皇姑院。

在东四六条路南，大致在现在166中初中部的位置，民国时是大总统徐世昌的宅院。这是一个很大的院落，从东四五条直到东四六条。据说原先大门开在流水巷。徐世昌住进此宅后，防卫极森严，要通过空中的过街楼才能进入院内。

1882年6月，正值顺天壬午科乡试，时年27岁的徐世昌偕25岁的胞弟世光，在亲朋好友的资助下从河南踏上了北上进京赶考的旅途。到京后，寓居在南横街圆通观，与天津的严修（后成为大教育家）为邻。试毕，大家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期待着金榜题名，备受煎熬。严修建议二人道：“据说前门外琉璃厂吕祖庙的签最为灵验，能够卜出凶吉福祸。于是，二人随一位年纪稍长的老兄柯劭忞前去求签。二人虔诚跪拜后求得一签，上面写道：“光前裕后，昌大门庭”八个大字，算是吉利的“上签”。二人很是高兴。发榜时，世光排前世昌排后，作为弟弟的世光中第75名举人，世昌得154名举人。二人双双中榜。所以世昌认定签中之“光前”是指其弟，而“昌”字恰指自己。莫非这是兄弟二人将来能重振家风光大门庭的预兆？从此，徐世昌对吕祖的神通广大深信不疑，每日必在吕祖像前顶礼叩拜，从不间断。

1886年，兄弟二人再次进京赶考，徐世昌中进士，入翰林院步入仕途。1909年，徐世昌卸任东三省总督回到京城。因以前一直寓居在京并无房产，好友唐绍仪便将铁营之宅赠与了徐世昌，徐便在10号院建起了私家的吕祖庙。该院落分为南北两院，北院除建造吕祖庙外，便广植松柏。南院建有歇山顶筒瓦二层小楼一座，名为“听松楼”。有高大的东房六间，前廊后厦，南三间名曰“冲和斋”，北三间名叫“寿石山房”。西面十四间游廊名曰“墨妙廊”，墙面上镶嵌有历代名人碑刻。北面五间小北房。四面游廊环绕，院中一座太湖石堆砌的假山，并有松柏参差，树荫满地。闲暇时，徐世昌不必经过两个院的大门，从跨越胡同的过街楼即可来到10号院。叩拜吕祖后，如有兴致再到南院，品茗读书，静听松涛，饱览前贤墨迹，实乃修身养性的好地方。

徐世昌酷爱中国传统文化，对诗、书、画均有心得，一生诗词歌赋五千多首，楹联万余。在一些外国朋友眼中，徐世昌是一位画家、书法家、诗人、士绅、学者、政治家。并非过誉。

现在六条17号东四街道办事处所在地在清代是吉祥寺，徐世昌旧居原有普福寺，两座庙宇建造年代不详，在《乾隆京城全图》中有庙宇位置和名称记载。吉祥寺较大，东西跨二组院落，比现在东四办事处占地略小，可能是日本占领期间扩建形成这样的格局。

南北走向的德华里胡同，是1940年左右日本人给起的名字，意思是“得到中华”，是东四地区唯一保留有“大日本皇军”（即小日本）隐约含义的地名。德华里在乾隆年间称娘娘庙胡同，胡同内有娘娘庙和皇姑院，按照皇姑院称谓推测，这两座建筑应该是明代的。自1938年日本侨民涌进娘娘庙胡同后，应该是拆掉原有建筑，建起成排的日式住宅，有房数百间，木制推拉门，室内有榻榻米。

自德华里往东到六条胡同东口，在六条至七条空间，北平沦陷八年期间，几乎全部成为日本人的天下，建起兵营、练兵场、骨灰堂，据家住流水巷的满人后裔五哥回忆说，还有养牛场呢，路过有年轻的日本兵站岗的八字大门，就嗅到牛骚味儿。

六条胡同内有不少人家曾是满清皇亲国戚的后代。《红楼梦》中有句话:“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说的是这些达官贵人的后代虽然没有祖宗风光，但是衣食不会短时间有问题。这种居住大四合院的后代们，有的终生不工作，吃祖业产。东四六条据说有位满族远亲，祖上是皇差，主要是负责皇上出巡搭大蓬的。大清朝没有了，差事也丢了，靠收房租、卖祖上的留下的东西过活。这位满族远亲是个聋哑人，爱玩手表还会修手表，光凭手表在手中震动就知到那有毛病，十分聪明。他有6个儿女，他一辈子也不工作，平常开销靠收房租，遇到大事卖手表，他的手表全是金表，王府井信托店给他的收购价是每只360元，当时是一个普通工人的半年工资。“文化革命”要了这些达官贵人后代的命，家抄了，财物分了，房子归公，彻底破产，从此一无所有，统统自食其力了。

东四六条胡同内还八旗下层工匠们居住的作坊。清代形成的铁匠营，明代叫箭营，应该是正白旗军营的“兵工厂”，虽然不如东四牌楼东南角的“弓箭大院”（前后八排房，中间有宽街，四面有围墙圈起，有房200多间）名气大，但在规模上比“弓箭大院”还大，形成长217米，宽约百米的宽阔区域，分为南巷和北巷。住在这里的八旗满人以打铁为生，属于“国营铁饭碗”，世代相传。冷兵器时代结束后，这些铁匠们“下了岗”，全靠微博的俸禄银子和禄米生活。进入民国失去了“铁杆高粱”，而且袁世凯也不给这些铁匠们发“退休费”，他们迅速沦为城市贫民。一些旗人把老宅卖掉，逃离六条地区。只有一、二间房的底层旗人无房可卖，只能靠算命、拉洋车、捡破烂等下贱行业为生。

也有干的不错的，那就是拉房纤的，现在叫“房地产中介”。因为在民国三十多年时间里，东四地区房产易主周期很短。清末是一等公爵府，进入民国就成为北洋政府新权贵的豪宅，还有的拆了旧房盖起西洋楼，反正是搜刮来的钱——没数，于是就一家比另一家更能折腾。今天是段祺瑞皖系督军府邸，明天就成了土皇帝阎锡山家的房子。屁股还没捂热乎，又成了奉军张作霖总管家的官邸。“九·一八事变”后，不抵抗将军张学良带着他的三十几万“东北军”和几十万东三省难民逃入关内涌进北京城，东四地区房主又换了一拨人。1937年日本人占领东四地区前，京城“四大少”之一张学良早溜（读nao）丫子了。日本人可不用拉房纤的，伪华北自治政府一纸“规划令”，强行霸占东四地区大部分房产。如果房主不答应搬走，敢蹭楞子，先是“三膑地给”，然后是“铁花生地干活”。1945年8·15小日本投降后，六条地区日本人的房子则成为国民党接收大员的囊中之物，“五子登科”地在北京热闹了三年多。后来一部分人跑到台湾去了，留下的统统成为解放后三十年的阶级斗争对象，每人头顶一个“大帽子”，不少还是双料的。

1949年新中国取缔房纤行业，由军队和政府直接接收“敌产”，自己住自己管。于是，在东四六条地区就出现了“军委民航大院”、“公安部大院”、“邮电部大院”、“交通部大院”、“北京市委大院”、“煤炭部大院”等等，还住进一些新中国的所谓民主人士和正经八板的首长。

20万八路军进城后，紧接着就是调集全国精英进京充实中央机关和大专院校，1950—1958年达130万人（连同家属数字），这么多人住哪啊？1958年北京市政府拿老北京私房主开刀，凡是225平米15间房以上面积的私房一律充公，叫“经租房”，共没收11万间房，属于6000户房产主。为此成立了房管局管理这些房子，在六条胡同设立六条房管所。东四六条地区大批美丽的独门独院四合院，从此变成“大杂院”，住进了十倍的人口。

1966年“旗手”开始搞“文化”的“革命”，第一招儿玩的更狠，所有私房一律充公，“房产本”统统上交，红卫兵抡着“扳带”在身后吆喝着，私房院又涌进一批造反派，北京城的房子全部变成无产阶级的世界。不仅如此，还把10万“五类分子”和私房主赶出北京城，谢富治称这叫“净化首都环境”，10万老北京人就像PM2.5雾霾一样被“北风那个吹”刮跑了。

十年“闹革命”，大批共和国新生儿中学毕业时没学可上。这回就不按阶级成份排队了，主席一挥手，1800万都到边疆山区修理地球去了。虽然北京城走了26万“老三届”，但又涌进了100多万新北京人。房子不够住啊，正好1976年闹地震，全体北京人集体在大杂院里盖“地震棚”，玩“地道战”把戏。

1979年10万“老插”集体返回北京，合家团聚，大部分住进了地震棚。接着就是结婚生子，地震棚变成了“洞房”，有的还把院里的大树圈进屋里，张大民的儿子就叫“小树”。后来发明了煤气罐，那家伙易燃，再盖间“小厨房”吧，于是天罗地网般的“小厨房”把花池和过道都占据了。

人还是一拨一拨地生。到了90年代，北京内城人均住房面积只有3.6平方米，比1949年人均住房3.9平米面积很少。况且，解放后40年来光住不大修的砖木结构老房子，70%变成了三类以上的危房。于是，就出现了房地产开发商，在旧城里搞“危房改造”，从此，有商品房概念，恢复了私有经济。

90年代末中央政府在下岗改制“国策”的同时搞“房改”，号召全民买房住，把老人家“一大二公”的尊尊教导都抛到脑后去了，大官大贪，小官小贪，全北京人都谈论房子价值，还有800多万外地人跑到北京参加“商品房盛宴”。

最早嗅到商味儿的是港商，四大港商在东城“大闹京城”，先拆了王府井和东安市场，再拆北京站闹市口。

进入二十一世纪，政府发现老是这样拆，向后代无法交代了，就出台了东四地区属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决策，禁止开发商介入。也有后台硬贼大胆的开发商，现在在东四八条保护区里就硬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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